作者简介
陈久长1964年调入外交部，先后任美洲大洋洲司副处长、驻美国使馆二等秘书、干部司处长、参赞、副司长、中国驻古巴和驻秘鲁大使。
1996年11月2日是新中国和秘鲁建交25周年纪念日。为了隆重纪念中秘两国人民的这个喜庆日子，我于当晚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秘鲁邮电部也在同一场合举行纪念邮戳签名盖章仪式。
1996年11月2日，作者（前排右二）为庆祝中秘建交25周年在使馆举行招待会。联合国前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左二）出席庆祝活动。（图源：澎湃号）
秘鲁邮电部副部长、外交部主管副部长、议会副议长、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最高法院院长、三军高级将领、各党派负责人和社会各界友好人士，以及华侨华人代表共200多人应邀出席。大家欢聚一堂，共同回顾建交以来两国在各方面友好合作取得的巨大成就，颂扬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表达对未来的美好祝愿。
说到中秘外交关系，如果追溯到过去，时间不只25年，而有长达120年的历史了。随着两国形势的变化，中秘外交关系历经三个不同的阶段，走过了一条漫长而独特的道路。
中秘两国关系如何从既往的旧关系转变到新型关系的呢？
建交因华工问题而起
早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即中国明清之际，已有一些中国商人、工匠、仆役、水手等，通过中国-菲律宾-墨西哥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到秘鲁经商或做工。
1821年秘鲁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独立后，百废待兴，各个开发建设项目均需劳动力。随着1854年黑奴制的废除，劳动力问题更加突出。而人口众多的中国，当时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的动乱年代，民不聊生，许多破产农民和城市贫民被迫背井离乡，外出谋生。急于开发鸟粪、铜矿等自然资源和修建铁路、公路、港口的秘鲁，于1849年11月制定了一项总的移民法。由于移民法的主要对象是中国人，该法被称为“华人法”。
自1849年到1874年的25年间，通过“苦力交易”移民秘鲁的华工约有10万之多，秘鲁出现了引进“契约华工”的高潮。这些被称为“猪仔”的华工，因长途航行的恶劣条件，特别是遭受老板的虐待，有的被送到鸟岛上挖鸟粪，有的被送到山区修铁路，大多数人则被送到沿海一带种植园劳动。这些苦力无论在哪里，也无论干什么，他们的处境都是一样的。
一年到头，他们天天过着比奴隶还苦的生活，无人能逃脱非人的待遇。劳动的重压、饥饿的煎熬、雇主的虐待使许多人不是累死、饿死、病死，就是被摧残致死或自杀身亡。最后，有幸活到契约期满的竟不到全部华工的三分之一。
1868年和1871年，痛苦不堪的华工两次通过美国驻秘鲁公使向清政府递交“陈情书”，控诉秘方雇主的罪行，要求政府出面保护和救援。同时，在鸟岛和种植园里普遍出现的残酷虐待华工的悲惨情形，也受到秘鲁媒体和欧美国家驻秘鲁使节的强烈批评。
1872年发生在秘鲁“玛尔西”号船上的事件，更引起中外舆论的一片哗然。这艘拐骗230名华工的秘鲁船从澳门出发返回秘鲁。由于气候恶劣，该船被迫停靠日本横滨港。有人因不堪虐待趁机跳海逃跑，被英国船只水手救起，有人逃往他船。日本当局将该船扣留后，立即通知清政府和西方有关各国领事共同进行调查。调查中，船上华工纷纷说明自己是被雇主强迫上船的，一致要求回国。事实真相被揭露后，日本法院在释放该船船长时严历谴责了他虐待华工的行为，同时把船上的华工全部放回。
派遣特使赴华谈判
在这种情况下，秘鲁政府希望通过同清朝政府谈判建交，直接解决从中国招募华工和对华贸易问题。1873年9月，经英美等国驻华公使的间接联系，秘鲁政府致函清政府衙门，提出愿与中国建立有关条约，与此同时，派海军上校奥雷略·加西亚为特使到天津，同清政府全权代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举行会谈。这是中秘两国政府间第一次直接谈判。
面对秘鲁发生残酷迫害华工的事实和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从未认真保护过华工的清政府开始重视华工的正当权益。双方在华工问题上商谈多次，未能达成一致。
通过英国驻华公使从中斡旋，1874年4月双方代表在天津重开谈判。由于秘方允诺订立查办华工专条，清政府也做了相应的让步，至6月26日，李鸿章与加西亚签署了《中秘友好通商条约》。条约规定：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设领事馆；两国人民之间可自由进行贸易往来、旅游、雇工或居留；严禁强迫或诱骗华工去秘鲁；在秘鲁的华工应享有平等之权利，并受到法律的保护。
同时，双方正式签订了《中秘查办华工专条》。文件规定：由中国派官员前往秘鲁调查华工状况；在秘鲁的华工享有与其他外国侨民平等的权利；华工受雇主虐待，可向秘鲁法院控告；秘鲁政府有责任保护华工的正当权益，合同期满应出资遣送华工回国。
1874年7月，清政府派留美学生副总监容闳去秘鲁实地调查，取得了秘鲁雇主残酷虐待华工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引起清廷官员的震惊。
丁日昌（图源：网络）
1875年7月，秘鲁政府派特使爱勒莫尔来华，同清朝代表、巡抚丁日昌讨论换文时，丁日昌明确提出：如果秘方不以书面形式保证废止所有虐待行为并采取补救办法，中方不可能批准条约。
为此，秘方以照会的形式回应清政府，承诺：“在本国雇工者，本国志在实力保护，不容稍受委屈情事。”同年8月，两国代表正式换文，条约生效。
1875年，清政府派陈兰彬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钦差大臣兼驻上述三国的首任公使，容闳为副使，常驻华盛顿。
后因秘鲁和智利发生南美“太平洋战争”，海上交通中断，陈兰彬未能去秘鲁履任。1881年，清政府又派光禄卿（古代官职，负责管理宫廷膳食及皇室事务，属于从三品职级）郑藻如接替陈兰彬为上述三国第二任公使。
郑藻如（图源：网络）
1884年6月，郑藻如赴利马向秘鲁总统递交了国书，正式在秘鲁设立公使馆。此后，清政府相继派张荫桓、崔国因、杨儒、伍廷芳等出任驻秘公使。
伍廷芳（图源：网络）
1909年8月17日和20日，伍廷芳与秘鲁外交部长分别签订了《中秘条约证明书》和《中秘废除苛例证明书》。
当时，中秘两国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剥削和压迫，彼此的境况相似。中秘条约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签订的，两国建交有利于改善秘鲁华工的待遇，保护华侨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促进了中秘两国之间的贸易联系和人员交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图文转自：外交官说事儿 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