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范承祚1957年毕业于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人文学院；同年入外交部工作，曾任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的阿尔巴尼亚语主要译员，是新中国授予和表彰的首批50名“资深翻译家”之一；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先后任中国驻阿、希腊使馆参赞和驻阿尔巴尼亚特命全权大使，中华诗词学会首届理事。
文体交流 欢歌笑语
上述事实、故事和插曲都表明，中阿关系就像阿尔巴尼亚的春天一样，暖意融融，桃李芬芳。“山鹰之国”的城乡百姓对中国人总是笑脸相迎，中阿间从上到下、从党政部门到各群众团体之间，多领域的交往逐年增多。
在所有一切交往中，我方给阿提供了一项特别优惠的照顾：访华的官方与民间代表团、组、个人，他们的往返旅费和零花钱均由中方承担，且在抵京后，我方为阿人员当即“量体裁衣”，给每人更新内外服装，翌日“全新登场”。
中方这种独特的举动令每个来华的阿尔巴尼亚人感动不已，此举导致阿国来访者更加踊跃和频繁。比如，1956年阿访华的艺术团原计划是20人以内，由于得知中国对阿的上述做法，于是该团把人数扩至60人，并改名为“阿尔巴尼亚歌舞团”，成为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年来外派的最大演出团体。
提起这个阵容庞大的歌舞团，中方为表达对身处“被包围”环境的遥远的社会主义兄弟小国的同情和好感，有意提高了对该团的接待分量和出席观看的规格。文化部代理部长到车站迎接，周恩来总理观看演出并接见阿尔巴尼亚艺术家，梅兰芳大师为客人出场表演，《人民日报》文艺版发表专文赞颂阿歌舞团艺术成就等。
这个年份，笔者仍在阿尔巴尼亚高等学校读书，每天注意到阿各大报纸都有关于歌舞团访问演出的消息、文章的大量反馈，阿校广大师生和读者欣喜之至。特别是该团回国后，互相间谈起，别人问起在华印象，好话就没有个完。这些反应传遍了阿尔巴尼亚城乡和四面八方。从中央到各地区，各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都想争取获得访华的机会，全阿形成了“中国热”。
范承祚等使馆人员一行1959年夏访问阿北部佩什科比地区时，同当地的党政官员在一起。（图源：《往事如诗——范承祚回忆录》）
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成立了以中共中央委员、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为会长的中阿友好协会，接着阿尔巴尼亚也成立了由阿劳动党中央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任会长的阿中友好协会。
1960年10月，周总理欢宴阿尔巴尼亚副总理凯莱齐（左2），作者（左2）担任翻译。（图源：《世界博览》）
这时，在中国河南省卢氏县和北京市东北郊相继出现了以“中阿友好”命名的人民公社，而在阿尔巴尼亚各农村地区，像雨后春笋似的冒出数以“十”计的阿中友好农业合作社。
阿尔巴尼亚处处都有“中国热”，城乡都笑迎中国人。我们驻阿使馆人员经常应邀到这些友好社做客，受到面包和盐、羊肉和蜜的招待。
1958年“六一”，中国大使馆文化处举行国际儿童节招待会。作者在迎候地拉那“刘胡兰班”的小朋友们。（图源：《往事如诗——范承祚回忆录》）
我还参加和报道过一个友好社的成立大会。迄今我尚保存着登在1959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上我写的一篇通讯。这篇题为《一枝新开的友谊花》文章的开头语这么说：那是9月下旬，在培拉特城为我国国庆十周年所举行的庆祝大会上，一位朴实的农民登上主席台讲话。他说：“我们刚刚成立的联合社，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全体社员一致通过把我们的社命名为‘阿中友好农业合作社’。”
当年12月底，该友好社给中国大使馆送来几筐硕大香甜的瓜果。社长说：“这些是农业社丰收的果实，也是阿中友好的果实。”
在中国，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普里夫蒂和夫人1960年冬也专程访问了远离北京的一个中阿友好公社。我同他们一道翻山越岭，穿过“南天门”，来到河南的卢氏县走“亲戚”。大使夫妇受到广大社员和当地官员的热烈欢迎。
中阿友谊已经开始深入基层，走进校园并日益在文化、体育领域反映出来。
一支经由阿尔巴尼亚访华歌舞团在中国演唱过的美丽的民歌不胫而走，迅速在我国许多文艺团体中、在不少大城市的高校校园里传唱开。这支歌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年中阿友好、春意盎然的气息。其歌名叫《含苞欲放的花》。歌词是：
你，含苞欲放的花，
一旦盛开更美丽，
你，含苞欲放的花，
盛开更美丽。
只有在我的花园里，
才能找到你，
只有在我的花园里，
才能找到你。
来吧，快来吧，
我的那玫瑰花，
你快过来呀！
为了适应这种“春天”气息的需要，我遂从阿尔巴尼亚购买了几十张包括有此歌的阿民歌唱片送给国内喜欢《含苞欲放的花》的朋友，让他们同我一道欣赏和齐唱这支优美的歌曲。
中阿两党当年重视抓革命传统教育。在阿尔巴尼亚，正如我前面交代过，人们爱唱中国革命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
“游击队之鹰”歌稿（图源：《往事如诗——范承祚回忆录》）
作为对应，笔者也译、配了一支阿尔巴尼亚人人会唱的革命歌曲《游击队之鹰》。它被载于当年的《人民日报》，转载于《中国青年报》和《歌曲》月刊等媒体上，一度在我们国内也被广泛歌唱：
同志们加入我们的小队，
我们攀登高高的山岭。
那里有我们驻地和行营，
我们是游击队之鹰。
与此同时，一部在阿各城市上映的中国故事片获得了空前热烈的反响，这就是田华主演的《白毛女》。我也同阿尔巴尼亚观众一道，两次去电影院观看。在放映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我前后左右座席中传出的啜泣声。大家都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相关场景和情节所打动。
电影《白毛女》剧照
观众和评论一致认为，中国此片是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余年来内容最感人、教育意义最深、上座率最高的一部外国影片。
这期间，曹禺的话剧《雷雨》也被译成阿尔巴尼亚语，在地拉那人民剧场上演，获得好评。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女排访问阿尔巴尼亚。（图源：《往事如诗——范承祚回忆录》）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中阿文化、体育交流中，还包括各种球类、体育队互访比赛。
1959年夏，作者范承祚（前排居中者）出面组织了一场中国大使馆和地拉那之间的双边乒乓球友谊赛。这是赛后在使馆大厅的合影。（图源：《往事如诗——范承祚回忆录》
被我国报纸上称为当时“欧洲劲旅之一”的阿尔巴尼亚国家足球队屡屡踢胜中国队，而我国的男女篮球、排球队则比阿此类球队的水平高出一筹。我方长期免费向阿方派出男排教练等，而后，阿方也向中国青年足球队派来了教练。
高层互访 暖意融融
中阿关系发展的步伐在加快，特别是1956年9月，阿尔巴尼亚最高领导人、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和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作为贵宾，应邀来华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主席和谢胡亲切握手。
毛泽东主席在会见他们时，称霍查、谢胡都是“好同志”，表示中国对阿的援助只不过是“一个身体上的左手给了右手”，不用阿方对此一再地感谢。
1957年春天，毛主席在接见访华的阿议会代表团时，为我这名年轻译员在阿高校学会阿语事，亲自向马尔科议长作了“谢谢你们为我们培养了人才”的郑重表示。马尔科议长立即用笔记下此言，并说立即向阿党主要领导人亲作汇报。
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说，我方对阿“从无害人之心，亦无防人之意”，而且这两句话的真实含意反映在中阿友好关系的始终。当然，阿对中方在双边关系“春末夏初”的一段时期内，也显示出信任有加，但后来不时出现阶段性的“波动”。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卡博1959年5月访华时，同他的中方译员（右，作者）和警卫合影。（图源：《往事如诗——范承祚回忆录》）
继阿尔巴尼亚领导层一、二号人物霍查、谢胡访华后，谢胡还在1959年来华参加我国庆十周年庆典。其第三把手、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卡博，第四把手、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将军，分别率党代表团和军事代表团于1959年和1958年访华。
1959年5月13日，毛主席在会见阿劳动党代表团后，送别卡博团长等人。作者（左2）担任翻译。
在此期间，我国访阿的高端领导成员除已提到的李先念副总理外，还有彭真副委员长1956年底率全国人大代表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1959年春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阿等。
中阿关系经历了从1949年建交、1954年互设大使馆以来面对面的相处，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双方都是满意的，尤其中方给阿留下的形象是极佳的。中国人在阿尔巴尼亚到处受到笑脸相迎；中国大使馆在地拉那赢得人们普遍好感。而且，我使馆比外国其他驻阿的代表机构都更多地举行了对阿双边友好活动，其覆盖面包括阿各群众团体。
当然，就“硬件”而言，我方对阿的援助数量同苏联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也比不上捷克和东德，但我们的对阿援助和照顾看得见、摸得着、感得到，知情了解者多，影响深远。而在这方面，苏联等国则不如中国。
当时阿将阿苏关系置于阿外交的第一位，对苏联的评价高于任何一国。在不少情况下，阿对苏联的提法、阿苏关系的定位可以说“用词不当”，听起来令人不顺耳。比如，霍查从阿共“一大”起，就不断在他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中，称苏联共产党是阿党的“妈妈党”（即“老子党”）；谢胡1959年初在苏驻阿大使为《苏中友好、同盟、互助、合作条约》签订十周年举行的招待会上，当着苏、中、阿人士的面公开说：“苏联是阿尔巴尼亚的父亲，中国是阿尔巴尼亚的长兄，我们同父兄的关系都很亲。”
我在当场听了这番关于阿、苏、中关系的话语，感到很不是滋味：你阿尔巴尼亚愿意给苏联当儿当女，为什么把我们中国也降下一个辈分？
可是，苏联方面对阿的这些表态和称呼，还有阿对苏联援助所表达的“大救星”这样的感激用语都习以为常，从未谦让过。更有甚者，赫鲁晓夫1959年访阿时，对阿说话的口气完全是以“老子党”自居的，他指手画脚、颐指气使、出言不逊。如：“你阿尔巴尼亚有这么好的地中海型气候，农田里何必种粮食呢？可以广种柑橘嘛，把阿尔巴尼亚变成一座黄绿相间的柑橘园。”又如：“你们缺粮，好办，苏联供应。我们苏联每年被耗子吃掉的粮食就够你们阿尔巴尼亚人全国的用粮了。”
中国党和政府在处理对阿关系上则不然，称阿尔巴尼亚党、人民和国家为兄弟党、兄弟人民和兄弟国家。每当阿领导人或访华代表团对中方的援助表示感谢时，中方从上到下总是异口同声地说：援助是相互的，阿在四周被“围困”的情况下，“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对中国的援助。中方还经常赞扬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各国最西边的一个革命的“前哨阵地”。
阿尔巴尼亚民众抢购《毛选》。
这一切，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国之初，毛主席、周总理、中国党和政府就不断向世界宣示“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之后又提出反对“大国主义”、反对“老子党”；直至延伸为中国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霸权行径等，这在阿尔巴尼亚上上下下都赢得好感。
中方的说法、做法，这些年来前后一贯。在同阿尔巴尼亚人朝夕相处的中国留学生身上，也体现出同中央保持一致，时刻警惕言行上犯大国主义毛病的政治自觉。从民间到官方，我们都获得如此的反应：世世代代饱受外族欺压、蹂躏的阿尔巴尼亚从来没有交过像中国这样的朋友——一个6亿5千万人口的大国平等地对待一个150万人口的小国，一个近千万党员的大党中国共产党关注、支持仅有4万党员的小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的确，他们对中国有信任感，无戒备心；推心置腹，表里如一。他们不担心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有一丝一毫的坏心眼。其实，广大的中国群众对阿也怀有同样的好感。
中国发行的纪念邮票
中阿从1954年在对方首都建立大使馆后，短短几年里，双边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加强。上世纪50年代，两国的两任特命全权大使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我指的是阿首任和第二任驻华大使奈斯蒂·纳赛和戴洛·巴利里，尤其是我国前两任驻阿大使——谦虚谨慎的老布尔什维克徐以新和稳重厚道的长者罗士高功不可没。为中阿“明媚春光”的关系作贡献的，还有备受两国人民尊重的中阿友好协会会长蒋南翔和阿中友好协会会长凯莱齐。
中阿“蜜月期”的宣传海报
几十年后的新世纪初，我回想起那个上世纪50年代正值“姹紫嫣红开遍”的中阿关系的“春天”，是值得留恋的。可惜，春去无能挽，时乎不再来。这种“春意盎然”不像我当年经常陪同阿国客人到访的云南首府、“茶花之乡”昆明那样春日常在。一般来说，国际关系不是“全天候”关系。它是政治关系，而政治关系是可变的、易变的。
转自：外交官说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