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林平曾任新四军营教导员、华东野战军团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团政委；建国后，历任师政治部主任，第十三航校政治部主任，外交部美澳司专员、副司长，驻智利商务代表、大使，外交部美大司司长，驻澳大利亚大使兼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等职。
1952年10月，前来北京参加亚太地区和平会议的智利代表达麦斯蒂同我国进出口公司签订了贸易协定。这是中国同拉美国家间第一个贸易协定，周恩来总理十分重视。他在会见达麦斯蒂时表示，为加强贸易关系，“中国可能在智利设立一个公司性质的机构，智利也可在中国设立同样的机构。”
当达麦斯蒂谈到智利当选总统伊巴涅斯愿同我国建立外交及贸易关系时，周总理表示中国也有同样的愿望，并阐明了我国的建交原则。周总理请达麦斯蒂转告当选总统，中智双方都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是相互同情的，两国关系不但应该，而且可能在最短时间建立起来。
虽然由于智方的原因两国当时未能建交，但周总理的谈话对以后中智关系的逐步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智利设点最为合适
周恩来总理制订的方针与原则，不仅是我国同智利，也是同拉美各国建立和发展关系的准绳。外交部美澳司曾考虑选择哪一个国家设立机构较合适，可能性大些。
1951年以来，智利来访的有作家、议员，还有文化、新闻、工会、青年、各党派等社会各界人士。
1952年10月间，智利中国文化协会在圣地亚哥成立，中国和智利贸易协定在北京签订。中国也派出相应的代表团与各方人士访问智利。我们认为在智利设立一个机构的可能性较大。
1952年，万徒勒里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勃罗·聂鲁达（左图）和后担任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右图）等政治、文化界名人，共同创办拉美地区最早的民间对华友好组织“智利——中国文化协会”。
同时，智利政府是典型的议会民主政权，有与我国发展关系的愿望。如果我国提出以公司名义设立一个机构，智利政府比较容易接受，对我们来说只要有一个机构存在，便会有利于与拉美人民及其国家的接触，既是需要也很重要。
贝德雷加尔先生带来智利的愿望
1959年6月，智利前代总统吉勒摩·德尔·贝德雷加尔先生与夫人，应我国外交学会邀请，来华作私人友好访问。
来华前，智利总统亚历山德里托他到中国看看建立中智贸易关系的可能性。他带来了智利硝碘公司的一份备忘录，准备同外贸部陈明局长商谈。
贝在宴会致辞中正式表示：“我到中国来访问是希望尽快建立对我们两国都非常重要的贸易关系。”他还表示：“这次访华主要是谈贸易，旅行是次要的。有人说同社会主义国家做不成买卖，我要证明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是可能的。”
在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冀朝鼎接见时，他都提出希望我国购买智利铜条、硝石的要求，最后与我进出口公司签订了硝石和茶叶易货合同和备忘录。这不仅推动了中智两国贸易的发展，也为两国贸易机构的设立奠定了基础。
中央决定派我任代表
1961年10月，中国进出口公司在智利圣地亚哥设立商业新闻办公室，实际上只有李言年一人。他走访了玻利维亚等国，发挥了我国与拉美人民和国家间的桥梁作用，但因商业新闻办公室是进出口公司所属机构，其活动范围与影响有局限性，国内指示寻机设个商务机构。
1964年11月18日，李言年致函智利外长，申请建立一个隶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机构。智副外长私下透露，智利政府有兴趣发展和中国的贸易，并表示可以接受中国方面在智组建正式商务机构。
12月2日，智外交部经济司司长正式答复同意我设商务机构的申请，工作人员为4人。
国务院外办收到智利外交部经济司司长答复李言年的正式信件后，便报告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外办认为，在智利设立代表处，对进一步开展对智利的工作是有利的，建议由外交部派出代表处正代表，外贸部派出副代表，迅速组成班子，早日赴智设立商代处。
1965年3月，新中国派出人员赴智利建立第一个半官方性质的常设机构——中国驻智利商务代表处，原外交部美澳司副司长林平等6人下飞机后正大步迈出机场。右起：林平，黄志良、刘长恒（副代表）、张萍（刘的夫人，会计）、刘静言、张廷福（厨师）。
因我长期主管拉美事务，了解情况较多，外办提名由我担任代表，外贸部决定由具有丰富外贸经验的刘长恒同志任副代表。外交部为我们选派了西班牙文水平较高的黄志良同志任翻译，还派了一位烹调技术一流的厨师。因夫人不占名额，刘长恒的爱人张萍、黄志良的爱人刘静言（有较好的西班牙文水平）也被派往商代处工作，我爱人季尼因手术后需休息，暂缓前往。
图文转自： 外交官说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