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缘（上）

我与中国的间接接触，始于1935年9月1日。那年，我考入了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科，师从著名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升入五年级之后，我被分配到莫斯科工作，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当翻译。

齐赫文斯基院士（图源：《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

1939年秋，我被派往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实习，一直待到1940年。1943年，我又被派往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在我国使馆当二秘。

刚到任不久，时任大使帕纽什金先生就带我去参加了一个四川银行家举办的宴会。在宴会上，我结识了著名作家、诗人和历史学家郭沫若及前中国驻苏联大使、左翼国民党成员邵力子。席间，他们二人给我起了一个中文名字——齐赫文。后来，中国人都用这个名字称呼我。

重庆中苏文化协会的活动

在重庆，我了解了一些中苏文化协会的活动。当时，重庆人口稠密，物价高，通货膨胀持续，居民居住条件差，电和热水供应不足。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战时首都的社会生活却相当活跃，大家都比较关注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活动。

中苏文化协会旧址，位于渝中区中山一路162号。

当时，领导协会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儿子、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而协会的日常活动由两位秘书来具体负责，他们是俄语专家张西曼教授和曹靖华教授。曹靖华当时一边教使馆工作人员汉语，一边将一些俄文书籍和文章翻译成中文。

协会在让中国人了解苏德战争前线的战况，了解苏联人的生活以及苏联文学、艺术和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包括举办苏联电影展、发布苏联情报局关于抗击法西斯德国的战况通报、庆祝苏联人民文化生活中值得纪念的事件等等。

侯外庐，原名兆麟，又名玉枢，自号外庐，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之一。

在重庆期间，我还结识了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教授。在我撰写关于孙中山对外政策的副博士论文期间，他帮忙搜集材料，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后来，使馆通过外交邮件从莫斯科收到苏德前线战况及苏联人民劳动功勋图片展的照片，便派我带着这些照片到兰州和西安等地巡回展出。与国民党的严格审查不同，参观者在意见簿中表达了对苏联人民的钦佩之情，同时也希望苏联能够尽快加入中国的抗日战争，早日击溃妄图通过军事手段迫使中国投降的日本军国主义。

1945年春天，由于家庭原因，我被迫返回莫斯科。利用这一机会，我完成了副博士论文《孙逸仙的外交思想及实践》的答辩。

1945年，郭沫若到莫斯科参加苏联科学院220周年庆典活动，我奉命陪同他到列宁格勒参加科学院纪念活动的闭幕式。

刚刚经历了长期围困和浴血奋战的列宁格勒，以其白夜、涅瓦河以及各种宫殿给郭沫若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斯莫尔尼宫举行的招待会上发了言，会见了列宁格勒的汉学家，还一起去了我父亲家。回到莫斯科后，他在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作了几个讲座，会见了许多作家，去了索契和其他一些城市。

郭沫若将自己的首次苏联之行写进了著名的《苏联纪行》，这本书后来被塔斯社上海分社社长、著名汉学家罗果夫翻译成俄文。

日本投降后，我被任命为苏联使馆驻华北区代表。抗日战争之前，在华北地区行使职能的是苏联驻北平和天津总领事馆，因为该地区居住着许多苏联公民和俄罗斯侨民。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关于恢复俄罗斯帝国臣民苏联国籍的命令之后，许多俄侨开始来使馆领取苏联护照。

我在北平的新朋友

1946年初，在北平成立了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人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即所谓的军调处执行部，其任务是调解国共两党在以前日本军队占领地区的军事和民事冲突。

军调处执行部

中方代表团团长是叶剑英将军，我与他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后来，与我关系处得很好的还有老北平知识界的代表、北平市长何思源和他的法国妻子，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及其继任者、中国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及其丈夫罗昌——前北京政府驻美国外交官，还有林巧稚和诸福棠医生。

在我的新朋友当中，有一些北平高校的教授。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能在北平被日本人占领的1937年疏散到后方。

清华大学的教授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批具有爱国主义情操的老师，特别是历史学家吴晗，他关于明朝历史的研究成为该领域的奠基之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上了北京市副市长。我与吴晗有着很深的交情。

历史学家吴晗

进驻北平的国民党军队对在敌占区生活了7年的当地居民不太信任。国民党军队不仅抢占日本人的财产，而且还抢夺那些在战争期间没有疏散到后方的当地富人的财产，毫无根据地指控某些当地居民和日本人合作。

北平的市民们对国民党当局十分不满，他们热切盼望解放军在国内战争中夺取胜利。当解放军部队在辽沈战役后转战华北，并在平津战役中夺取了天津、包围了北平的时候，北平市民在被围困40多天的情况下，始终表现出对中国共产党的好感，而且积极配合傅作义将军的北平卫戍部队和平起义。

人民解放军入城场面（图源：网络）

1949年1月31日，在市民的锣鼓声和欢呼声中，解放军部队进驻北平，我所熟识的叶剑英将军被任命为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在他的帮助下，当局归还了当地几个苏联公民被国民党抢去的奶牛场过冬饲料，还有几个苏联公民被国民党掠去的财产。

应邀参加毛泽东的双清别墅宴会

1949年3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西柏坡迁到了北平。不久，一些反对国民党的著名政治活动家，以及由于国民党追捕而被迫移居香港和国外的左翼知识分子纷纷回到北平。各种民主团体、工会组织、青年协会和作家协会都恢复了活动。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同马叙伦、黄炎培、郭沫若等在西苑机场的合影。（图源：中央档案馆）

6月的一天晚上，我应邀去毛泽东居住的双清别墅参加宴会，别墅位于北平郊外的西山上。在这次宴会上，我认识了正准备去莫斯科的刘少奇。此前，我作为驻北平总领事，已经执行过几次莫斯科下达的任务，拜访过主管外交问题的周恩来。

这顿饭吃得十分轻松愉快。席间，周恩来详细地讲述了“紫石英”号事件。这艘英国军舰在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期间闯入前线，与解放军炮兵交火，酿成外交事件。

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所有参加宴会的人员都转到了宴会长条桌的另一端，准备筛选刘少奇莫斯科之行的会谈材料。

参加宴会的还有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代表科瓦廖夫先生。他是苏联前铁道部长，也参与了会谈文件的挑选，并将陪同刘少奇前往莫斯科。这样，就剩下我和毛泽东坐在了一起。我在自己的回忆录（2006年出版的五卷本选集）中详细讲述了这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会面。

1949年10月，毛泽东主席接受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前排右6）递交国书后，宾主合影留念。（图源：《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

后来，我还多次见过毛泽东：一次是在我国大使罗申向他递交国书的时候；一次是在1949年11月7日苏联大使馆的招待会上；一次是1949年12月毛泽东从北京经过中国东北到苏中边境的途中；还有一次是在北京火车站迎接他从莫斯科回京。

在我看来，毛泽东毫无疑问是一位能够掌控国内局势的民族领袖、杰出的国务活动家、熟知中国历史和哲学的智者，是一个在周围人当中享有绝对威信的领导。同时，我觉得他并不太关注国内政治和国际局势中的个别细节，而是授权周恩来或刘少奇处理这些具体的问题。

在和毛泽东单独坐在一起的时候，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他对一些历史人物的看法。在我的论文中曾涉及孙中山、严复、康有为等人，还有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所有这些问题，毛泽东都给我作了详尽的答复。

由于桌子另一端一直在进行刘少奇赴莫斯科的文件筛选工作，所以我决定再问问毛泽东对于汉字前景的看法，它是否会被拉丁文字所替代。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举了30年代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进行的汉语拉丁化试验，这是一场由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和中国学者瞿秋白、吴玉章发起的试验。

拉丁化中国字的大众报

毛泽东回答说，他知道这些将中国象形文字改为欧洲文字的试验，在日本也有类似的试验，但他反对将中国文字改为拉丁字母，因为那将使中国人无法了解自己几千年的历史，而这一历史恰恰反映在象形文字中。